几十年前的大饥荒，和今天“吃出来的病”：两个死亡数字能直接比吗？

这个“4–8 年”是怎么算出来的？

关于中国 1959—1961 年大饥荒，研究者必须根据人口普查、出生率、死亡率和正常年份的趋势进行回推，不可能得到一个像医院登记那样精确的数字。经济学家陈玉宇、周黎安在 2007 年论文中概括的范围是约 1500万–3000万例超额死亡；人口学家 A. J. Jowett 的研究估算约 2500万–3000万例额外死亡。不同数据和方法会得出不同结果，因此这里保留范围，不把其中某个数字写成唯一答案。

WHO 在 2025 年更新的资料页中写道：2021 年，全球高于最佳范围的 BMI 估计造成约 370 万例非传染性疾病死亡。这些死亡涉及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癌症、神经系统疾病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等。

如果只是做一道数量级算术：1500万 ÷ 370万约等于 4.1 年，3000万 ÷ 370万约等于 8.1 年。所以，假设每年的全球负担大致停留在 2021 年的水平，约 4–8 年的累计数量就会落入 1500万–3000万这个范围。这个计算能说明现代慢性病风险的规模非常大，但它不是一项新的死亡统计，也不是对未来年份的预测。

“可归因死亡”是什么意思？

它不是说 370 万张死亡证明上都写着“死于肥胖”。研究者先统计各类疾病造成的死亡，再根据大量研究中 BMI 与疾病风险的关系，估算：如果人群的 BMI 分布处在风险较低的范围，其中有多少死亡可能不会发生。这个差额，就是“可归因于高 BMI 的死亡”。

普通读者可以把它理解为：高 BMI 不是最后写在死亡证明上的那个疾病，却可能增加一些疾病发生和致死的概率。这是一种人群层面的统计估算，不能反过来判定某一个人的死亡一定由体重造成。

为什么“胖死”这个说法不准确？

第一，人通常死于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癌症等具体疾病，而不是死于一个外观标签。第二，BMI 只是用身高和体重得到的替代指标，不能完整描述一个人的脂肪分布、代谢状态、饮食质量或身体功能。体型较瘦的人也可能有不良饮食和代谢风险，体型较大的人也不能仅凭外表被判断健康状况。

第三，肥胖不是简单的“意志薄弱”或“吃得贪”。WHO 把它描述为一种由遗传、神经生物学、进食行为、健康食物的可获得性、市场力量和更广泛环境共同作用的慢性、易复发疾病。WHO 还明确强调，饮食和运动模式很大程度受社会环境限制，解决办法不能只要求个人自律。

因此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：现代社会中，与高 BMI 相关的慢性病每年造成极大的可避免健康负担。这个表述保留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也没有把疾病变成对某一类身体的羞辱。

真正值得注意的变化：从“没有食物”到“健康食物不容易”

饥荒的核心是极端匮乏。今天，很多地方同时存在另一种困境：热量容易获得，但营养质量更好的食物未必便宜、方便或可持续。WHO 指出，在一些中低收入地区，营养不足与肥胖甚至会出现在同一个国家、社区和家庭；高脂、高糖、高盐、能量密度高而微量营养素较少的食物，往往价格更低。

这意味着公共健康的目标不应被缩成一句“大家少吃点”。更有效的方向包括：让更健康的食物更可获得、可负担和更容易选择；减少针对儿童的高糖、高盐、高脂食品营销；让日常生活有条件进行身体活动；医疗系统更早识别并长期管理相关风险。

对普通人来说，应该带走什么？

• 不是越少吃越好。目标是长期可持续的饮食质量和能量平衡，不是用饥饿对抗体重焦虑。
• 不要只看体重。腰围、血压、血糖、血脂、体能、睡眠和饮食结构能提供更多信息；具体检查由专业人员结合个人情况判断。
• 把环境当成健康的一部分。家里常备什么、通勤是否能活动、工作是否长期久坐、外卖最容易买到什么，都会影响长期选择。
• 需要帮助时，不必把它理解成自制力失败。肥胖可以需要营养、运动、心理、药物或手术等不同层面的正规支持。